为什么近代中国的学者们，一提到民族和边疆问题就炸毛？

甲午战后，日本学界共识。“作为亚洲民族的一员，日本已然崛起为东洋文明的标杆，与西洋文明分庭抗礼。因此，日本理应比欧洲人更具备阐释中国文化的核心话语权。”

原因很简单，“日本人相较于中国同辈，对西方新兴技术的掌握更为精湛，同时，他们亦比西方人士更擅长研读东方文献。”

于是，日本“东洋史学”研究。彻底打破了原本以中国史为主“狭隘”的叙事结构升级为“本内容涵盖了东洋诸国及其民族，秉持对东洋各民族毫无偏见的平等态度，旨在揭示涵盖所有民族的共同命运。”的学科。

白鸟库吉、内藤湖南

坦诚说，日本学者在满洲、蒙古、回族及藏族等地区的人文、历史与地理研究方面，根基深厚，成果斐然。所取得的成就更令众人瞩目。随着岁月的流逝，日本学界的一些进展逐渐引发了广泛的关注。众多人士对满洲、蒙古、回疆、西藏、朝鲜等地区怀有“如同祖国般”的情感。

作为对比，同期的大多数中国学者几乎无法从历史、文化、语言和种族等多重学术视角，对“国家”与“边界”的合法性议题进行充分论证。

学者贺昌群悲愤回应。：“对于中国正统史事的探讨，我们不妨各抒己见，对正误与得失进行深入剖析；而至于西域、南海以及考古美术领域的历史研究，则我们之间似乎存在较大的差距。”

贺昌群（1903-19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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矢野仁一的挑战

1921年11月，美国牵头召开了华盛顿会议，此举旨在同时……“解构日英同盟关系、管控海军军备规模以及深入探讨中国议题”将重建亚太地区国际秩序作为核心议题，力求重塑该地区的国际秩序。

11月19日，法国代表白里安于太平洋与远东问题委员会的第二次会议上公开发表了意见。“法国方面无疑完全支持中国领土完整的理念，然而，在明确中国疆界的基础上，这一原则方能显现其深远的意义。”

美国代表罗脱即刻回应。“在讨论相关议题时，有必要区分中国本部与受其宗主权管辖的各地。此议案似乎仅涉及中国本部。”

华盛顿会议

闻悉此“拟图变更中国疆界”之观点，我国代表施肇基即刻表达出坚决的抗议。与此同时，北洋政府外交部特地作出指示，要求代表团：

参照《约法》第一章第三条之规定，中华民国领土范围涵盖二十二个行省，以及内外蒙古、西藏、青海等地。近期观察到外界诸多议论，其中不乏误解，故恳请予以注意并予以澄清。

华盛顿会议上的讨论传回国内，舆论哗然。

12月2日，梁启超在天津青年会演说。他不仅详尽地论述了东三省等地“自两千余年以来始终隶属于中国郡县”的历史事实，而且对日本提出了严厉的指责。“意图将东三省纳入囊中，同时借此向英国投去一瞥，暗示其可对西藏有所图谋。”

四日之后，《时事新报》于上海刊登了梁启超先生演讲稿的完整内容。

前排右二：梁启超

文章发表后，矢野仁一当时被视为日本“国士”。迅速推出《满蒙藏非中国固有领土论》、《中国无国界论》以及《中国非国家论》等一系列文章，以此作为“回应”。

数据显示，矢野仁一在当时的京都帝国大学中，堪称独树一帜，他是该校唯一专注于“中国近现代史”这一研究领域的东洋史学者。尽管在学术声望与成就上，他未能与校内如内藤湖南、桑原骘藏等杰出学者相提并论，然而，得益于他在满蒙问题领域所取得的系列显著成就，他一直深受日本军政高层的高度关注，因而长期担任东洋史学第三讲席。

矢野仁一（1872-1970）

为了彻底反驳梁启超的观点，他综合历史、文化以及地理等多方面因素，提出了一系列在今天看来堪称令人惊愕的激进言论。

伊始，矢野仁一着眼于“边疆”概念的界定及其历史变迁，旨在深入剖析“大一统中国”文化内涵的内在结构。

在中国，所谓的边疆，实则是指理论与实际交汇的边缘地带，它以实际被统治的区域与尚未被实际统治的区域为界限。这种边界并非如拥有明确国境线的国家那般清晰，反而显得模糊而暧昧，实际上是由于我们无法触及、无法管辖而受到的限制。

长城

紧随其后，他以内外蒙古、新疆、西藏以及东北地区等为具体案例，持续凸显中国边疆地区的“流动性特征”与“淡漠态势”。

直至清朝时期，我国的政治与文化影响力才逐渐延伸至云贵高原和蒙古地区，此现象前所未有；而新疆地区，则在清朝末年得以重新开辟为边疆；至于今日的西藏，实则已成为英国的保护国，中国仅保留着名义上的宗主权。

在矢野仁一看来“边疆诸地并非中国自有的领土，其与中国之间的关系，不过是基于清朝时期共同尊奉一位君主的历史联系而已。”

矢野仁一，《满洲近代史》

其次，矢野仁一不仅以尖锐的笔触对盛行于古代中国的“天下观”进行了辛辣的讽刺，而且对“国境”与“国家”这两个核心概念提出了具有颠覆性的见解。

他在《中国无国境论》中提出：

国境的设立，实为构成国家体系的必备前提。非得先存在国家，方能谈及国境的划分；恰相反，国境的界定往往先于国家的形成。若一个国家缺乏明确的国境界限，则其不能被视为真正的国家，至少不能算是一个完整的国家实体。

为确保其论断之精确性，矢野仁一援引了《尚书》中的记载。“受命统御，君临四海”一句来证明，在古代中国，人们的世界观根植于“中国即是宇宙，宇宙即是中国的”这一理念。因此，自古以来，中华民族未曾形成近代意义上的国境意识，因此，中国不能被视为一个近代意义上的国家。

他恶意表示，“我国的边疆，不过是一段虚幻的国界线，亦或是世界帝国时代留下的痕迹与遗迹。”

晚年的矢野仁一

第三，矢野仁一从所谓的“德化主义”及“文明”的视角出发，指出——长期秉持德化主义与王化主义理念的中国，实则并非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国家。

例如，在《中国非国论》一文中，他先后列举了“礼乐制度超越了国界，承载着崇高的政治与文化价值；政治不过是文人墨客所构架的幻影游戏。我国民众在国民教育方面尚显不足，而科举制度则往往导致所学知识与实际应用脱节。”倚赖六个“证据”以“佐证”自身观点的精确性。

文章末尾，他嘲讽道：

以现代国家的尺度衡量，我国乃是一国无明确疆域、无军国主义及资本主义色彩、缺乏健全的国家体制、缺乏对国家责任与言论责任感的非现代化国家。因此，我国毅然决然地摒弃了难以控制的边疆地区，致力于构建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

近代军阀割据

文章发表后，不仅迅速赢得了日本各界的一致好评，更令当时的中国学者们束手无策。基于此，当时的首相田中义一在1927年发表的《田中奏折》中，对矢野仁一给予了高度评价。

所谓满蒙地区，在历史上既非中国领土，亦非中国特有的行政区域。我国学者矢野博士致力于中国历史的研究，明确提出满洲并非中国的领土，并已由帝国大学公开发表于世。矢野博士的研究观点极为合理，中国学界对于帝国大学所提出的论断，无人能够提出反驳。

田中义一及奏折内容

2

“东北”与“满洲”之辩

1928年7月1日，张学良公开发表了《绝不妨碍统一电》。此举标志着南京国民政府在形式上至少完成了国家的版图统一。同年10月，蒋介石正式接任国民政府主席之职，并兼任陆海空军总司令。国家正式进入“训政时期”。

不过话说回来，蒋介石所率领的南京国民政府，始终未能构筑出一个完备且稳固的政治体系。

一方面，中央权力不仅遭受着地方军阀的严密束缚，亦受到乡村豪绅势力的坚决反对；另一方面，尽管国家在表面上完整继承了清朝的疆域与民族构成，实则自始至终未能直接干预“疆部”的事务。

1927年春，南京国民政府要员齐聚一堂，共同留下了一张珍贵的合影。

“九一八事变”爆发，东北之地随即陷入日军的铁蹄之下。彼时，中央研究院史语言所所长傅斯年忧心忡忡，焦虑不已。紧接着，在北平图书馆内举办了一场集会，共同探讨“学子如何献身国家”的议题。

会议结束后，他携手蒋廷黻等同仁，精心策划并着手编纂《东北通史》五卷巨著。本文力图驳斥矢野仁一所提出的“满蒙非中国领土”之论调，旨在论证日本对东北的武装占领行为系非法举动。

依照既定部署，傅斯年承担了《古代之东北》一卷的编纂任务，方壮猷负责《隋至元末之东北》一卷的撰写，徐中舒则负责《明清之东北》一卷的编撰，萧一山专责《清代东北之官制及移民》一卷，而蒋廷黻则负责《东北之外交》一卷的撰写。

傅斯年老照片

傅斯年在其著作《古代之东北》的“引言”中，义愤填膺地表达道：

近期，日本宣扬“满洲和蒙古并非中国历史上的领土”这一荒谬之论。此类颠倒黑白之辞，本无需过多辩驳，然而日本人竟以此作为其侵略东北的借口之一，对此我们亦不得不加以澄清。

根据国家法律和国际公法的明文规定，以及“民族自决”的原则，东北作为中国领土的重要性，就如同日月长悬于苍穹，不言而喻！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渤海地区三面环绕着中土文化的摇篮。辽东地区自古便是我国郡县的一部分，而白山黑水则长久以来作为我国的边疆要地。永乐年间，我国进一步稳固了东北边疆，其版图直抵今日俄罗斯领有的远东地区，包括阿穆尔省在内的东海滨地带。满洲原本是大明的属臣，原本就在朝贡的范畴之内，亦属于我国的属国之人。

回顾两千三百年来的历史，东北作为中国的一部分，其地位与江苏或福建在中国版图中的位置并无二致。

傅斯年《古代东北》内页

值得一提的是，尽管当时仅有《古代之东北》及全书之英文节略本按时问世，《东北史纲》英文节略本。当时轰动一时。

这不仅将作为“历史铁证”被提交给国联调查九一八事变的李顿调查团，而且其副本更是印刷了两千册，分发给世界各国政府及社会各界，用以传播中国的立场。

约在1932年左右，蒋廷黻主笔的《东北之外交》文稿，逐渐以讲义及论文的形式，连载于清华大学的《社会期刊》上。进入上世纪50年代，最终，这部作品以《最近三百年东北外患史》为名与读者见面并广泛发行。

《三百年东北外患史》内页

直言不讳，我们理应对傅斯年那炽热的爱国情怀予以充分的理解与高度的评价。不可否认，鉴于其并非边疆史地的专精学者，加之写作过程略显仓促，文章中难免存在诸多遗漏之处。因而，自该书问世以来，便引起了国内众多学者的热议与批评。

在这场争议中，最引人注目的反对之声，无疑是“学衡派”的领军人物缪凤林所发出的。

他不仅对这本书给予了高度评价，称其“虽篇幅不过寥寥数十页，但其中存在的遗漏与错误，恐怕已超越了任何出版史上的记录”。同时，他还对……该书在史实选择、史文诠释及材料引用等方面，受到了措辞尖锐的批评。称其引用的史籍之中，不乏辞意晦涩，文理不通之处；若文义不明，句读难辨，便随意解读，轻易下结论，欲免于误解或遗漏，实属不易。

甚至讥讽他“不但对两《汉书》（包括前、后《汉书》）中关于东北的金石资料所涉内容不够了解，而且对《魏志》中有关汉代东北历史的记载，亦未能全部研读透彻。”

缪凤林（1899—1959），乃著名史学家、教育家，亦为学衡派的重要代表人物。

直言不讳，这样的言辞无疑触及了傅斯年内心的敏感之处。傅斯年素以对史料和考古文物的重视而著称，他坚定地主张“史学即史料学”。后来，缪凤林在致陈垣的信中坦言：

《东北史纲》一文原本是为本学院的院刊所撰。然而，傅斯年先生南行后，其行踪被他人探知，遂散布流言蜚语，并意图进行恐吓。林缪凤林先生认为学术乃天下共器，是非曲直非个人所能轻易掩盖，于是决定先行独立出版，并将文章刊登于《大公报》之上。

自二月以来，傅某因羞愤而怒不可遏，誓言定要排挤林某，离开中山大学方才作罢。其性情之狭隘，行事之卑劣，简直让人难以想象一个稍有理性之人竟会如此。林某正自感学问未臻完善，除学术之外，亦无暇与之争执。

此事引起双方极不快。

晚年的陈垣

用发展的眼光看，傅斯年此举有“学术抗战”之态。那么问题来了，缪凤林的评论是否带有“浇冷水”或“不爱国”的嫌疑？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实际上，他对傅斯年撰写这部著作的初衷有着深刻的理解。

前面提到，近代日本东北史地研究坚实。

以白鸟库吉所创建的“满鲜历史地理调查部”为例，该部门不仅广泛搜集了与东北及朝鲜相关的丰富史料文献，构建了“白山黑水文库”，而且接连推出了

《满洲历史地理》与《朝鲜历史地理》等系列丛书，培育了众多“东洋史学”领域的学者。

其中，颇具代表性的学者包括《朝鲜历史地理》一书的作者津田左右吉（1873—1961年）以及《满洲发达史》的编纂者稻叶岩吉。1876-1940等。

白鸟库吉，《塞外史地论文译丛》内页

在今天看来，缪凤林的请求很单纯。正如他在批评文章中所言：

《白鸟等之书》虽问世已逾二十年，其间亦不免存在些许疏漏，但其可供批判之处，实则远不及《东北史纲》丰富。这无疑是我们认为史学界的一大遗憾。

我国民族现今已与日本立于长期斗争的立场，若欲确保斗争的胜利，必须确保全民族在各个领域的活动均能与日本相对应的领域相匹敌。往事虽已过去，但未来尚可期待。衷心希望未来撰写东北史的人士，能够审慎措辞。民族的前途与学术的荣耀，都依赖于这些谨慎的言论。

简言之，他渴望身处抗战风云中的我国学者，能够以最纯粹的学术精神，与日本学者展开较量，从而履行“书生报国”的神圣使命。

在1918年的京都帝国大学“中国学会”毕业生践行会上，前排右侧第三位是内藤湖南，左侧第三位则是桑原骘藏。

3

中华民族是“一个”？

1932年，在关东军的庇护下，溥仪于长春“登基”，标志着“满洲国”的正式亮相；同年9月，德王发起了“内蒙古自治运动”，此举引发了广泛的舆论关注。与此同时，西域地区的局势亦日益动荡，各方势力暗流涌动，形势愈发复杂。

1935年，日本精心策划了“华北自治运动”，随之扶持殷汝耕成立了“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成为继“满洲国”之后，日本所扶持的第二座傀儡政权。翌年5月，日本又支持德王建立了“蒙古军政府”。

一句话总结，那时的中国正处于“最为危急的时刻”。

关于1935年“何梅协定”报道截图

山雨欲来之际。关于“中国”与“中华民族”的议题，争议之声日益高涨。其缘由显而易见，学术界亟需对过往关于“中国”与“中华民族”的论述进行必要的调整，尤其是涉及历史、地理以及民族等核心层面。

一方面，我们能够对日本学界所提出的“满蒙回藏非中国”的观点进行有力反驳；另一方面，我们应深入阐述中国在民族构成、疆域范围以及历史传承方面的“统一性”。

1935年12月，华北局势动荡。傅斯年曾在《独立评论》杂志上撰写了一篇名为《中华民族是整个的》的文论。

文中强调中国。自春秋战国时期起，大一统的理念便根植于民众心中，正是这一思想的深入人心，成就了秦汉两代的天下一统。因此“我国中华民族，共通一种语言（即汉语），共用一种文字，秉承同源文化，践行一致伦理，宛如一个紧密相连的大家庭。”

前排左侧，第二位是陈寅恪先生，中间排左侧第一位为李济先生，第三位则是傅斯年先生。

值得玩味的是，原本一直不相信“汉族聚居的十八省份，自古以来便呈现出一统的格局。”的顾颉刚，亦将过往秉持的“原本未曾存在一个统一的中国”的见解，调整为论证中国疆域合法性的方法。

1936年，著名学者顾颉刚与地理学家史念海携手共著的《中国疆域沿革史》问世。一书出版发行。《绪论》中他言：

远古之时，汉族部族聚居于中原之地，四周环伺着不同族群。先辈们倾注心血，竭尽全力，辛勤耕耘，才塑造出今日之中国面貌。疆域的划分，自上古时期便已初现端倪。自《禹贡》起，九州、十二州乃至大九州的理论，各有其盛行之时，无不反映出先民对疆域制度理想的追求。

顾颉刚青年时期。不仅认为黄帝非真实历史人物。还认为“尧舜的传说，其中一部分源自神话传说，而另一部分则被认为是东周时期学者们托古改制时所作的虚构。”

反观彼时他，已全面放弃。“古时，华夏民族并非源自单一源头，其疆域亦非单一形态。”的疑古立场转而积极阐述“一个中国、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核心观点。

《中国疆域史》内页

自七七事变爆发，学术界再度引发了关于“中华民族”的广泛讨论。在这场关于“中华民族究竟是什么”的论战中，我国的知识分子群体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直面交锋的，主要涉及两大阵营，一方以傅斯年、顾颉刚、白寿彝等历史学大家为领军人物。他们否认中国是多民族国家。另一方则由以吴文藻和费孝通为领军人物的著名人类学家与社会学家领衔。观点相反。

值得一提的是，争论由傅斯年主动挑起。因担心研究在探讨“民族”、“边疆”等敏感话题时，往往容易引发分裂的隐患。因此，他鲜明地提出，学者应当秉持“爱国忠诚”的原则，今后应摒弃使用“民族”、“边疆”等词汇，转而应致力于从历史事实出发，论证并弘扬“夷汉一家”的理念，以此服务于现实政治。

对此，同处昆明的顾颉刚表现出了深切的共鸣与同情。

顾颉刚青年时

同年，他相继发表了两篇观点与傅斯年相契合的文章。一篇发表于元旦当日的《“中国本部”之称亟需淘汰》，另一篇则是在二月发布的《中华民族的统一性》。

他不仅批驳“民族自决”论。对中国而言，此举措非但无益，反而助长了内外分裂势力；同时，文章对“汉地十八省”以及“中国本部”等提法予以驳斥，认为这些均为无稽之谈。特别是“中国本部”一词，据称乃日方捏造、歪曲历史，用以为其侵占我国领土提供所谓“合法”依据。

《中华民族是一个》文中，他不仅更明确提出了中国人即中华民族观点，且声明“今后，我们不再将中华民族进一步细分为所谓的‘民族’，诸如汉、满、蒙、回、藏、苗等类别。”

原因很简单，诸如“汉人”及“五大民族”等称谓，往往易被敌对势力利用以分化我国，因此，我们应弃之不用。

抗日战争形势

如此一来，问题便浮现而出：若有人否认我国境内存在着诸多民族，或者否定了我国古代客观存在的“夷夏之防”观念，以及“本部”与“藩部”之间的历史区分，能避免被敌国所乘？

并非所有人都赞同此观点。此中的佼佼者，便是曾进行过众多实地考察的人类学家吴文藻。

很快，其门生费孝通撰写了一篇批评性文章，对顾颉刚的见解提出了置疑。文章指出，在中国，除了汉族以外，其他少数民族同样被称作民族，否认其存在并非维护国家统一之途。

由此可见，他们尤为珍视我国各民族间的多样性，力主并致力于实现“和谐共存，各具特色”。

费孝通青年时期

费孝通的文章一经问世，即刻引发了傅斯年的强烈不满。他不仅特地致信长期主管教育事务的朱家骅等人，表达了对“在政治上对吴等人实施压制”的期望，更将此事提升至更高的层次，明确指出：吴文藻等人“纯粹是拾取帝国主义在殖民地兴盛之科学之精华”，看似“致力于学问本身，不顾政治”，实则“在无形中激化国族分裂的意识”。

他提出了处理意见。“倘若某种学问索然无味，却企图染指政治领域，理应予以禁止。”

不久，吴文藻主持的民族学会遭遇停办，他在云南大学开设的人类学讲座亦被迫终止，最终不得不离开昆明。然而，值得庆幸的是，在1940年年末，吴文藻还是得到了邀请，前往重庆就任国防最高委员会参事一职，负责研究边疆地区的民族、宗教以及教育问题。这，当然，都是后来的事情。

吴文藻与冰心

步入晚年的费孝通，面对有关此次争论及其遭遇的提问，亦曾敞开心扉，分享了自己的见解。他指出，鉴于他“已察觉到这场争论的爆发时机，其政治敏感性显而易见”。因此，对于傅斯年、顾颉刚先生那份基于爱国情怀的行动，我在理智层面深感共鸣。正是基于这一理解，我选择在那个时刻，没有继续与顾先生等人展开辩论。

他依然坚定地表示。对于对方提出的“只要不承认存在这些所谓的‘民族’，便足以避免招致外部势力的侵入”此类观点，我实在难以苟同。

由此可见，这种基于现实政治需求来审视历史的思维模式，在近代中国仍旧留下了深刻的影响。

晚年的费孝通

4

尾声：新清史，挑战在所难免

自21世纪伊始，源自北美、与近代日本有着深厚渊源的“新清史”理论传入我国，旋即引发了社会各界的热烈探讨。

）。轻松探讨：为何提及“新清史”时，当代中国学者情绪为何会变得激动？）。

对此，我的观点是，我们固然需警惕部分西方学者背后所隐藏的心理动机，以及他们为政治目的服务的考量，但这同样可以被视为对我国清史研究的一种启迪与推动。

何况，西方学者中的绝大多数始终恪守学术规范。因此，在探讨“新清史”议题或边疆、民族等敏感话题时，我们无需过度情绪化，以免陷入“有理反成无理”的尴尬境地。